乔丽华
编者按:“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为鲁迅的老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性,朱安留下的言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慑。
这些年来,“朱安”已然是一个较为抢手的论题,也成为人们知道鲁迅的其他一个切面。《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迄今仅有一部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好列传,作者乔丽华经过造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收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想,记录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对鲁迅的影响。
杨绛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曾说,“朱安最终那一声惨痛的呼号,真实动听怜惜。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爱惜的‘弃物’!”
配偶之间
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同搬出去过,这使她从头看到了期望,以为他总算心回意转了。孙伏园讲到这样一件事:
到了新房子,这位太太遽然以为鲁迅先生要同她要好了。一天鲁迅先生对我说:“你说古怪不古怪?今日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性站在我的门口,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分拜?”(七月拜是绍兴一个节日,有的人家在七月十四拜,有的人家在七月十五日,但鲁迅先生历来不曾参加过。)
无疑地,这位太太误解他所以带她出来是由于鲁迅先生现已醒悟了早年对她的欠好,现在要改动态度了。从这一点咱们也可知道这位太太真实不行机伶的。
鲁迅好像常向孙伏园私下里诉苦他的这位老式太太。七月十五是盂兰盆会,亦即中元节,按绍兴习俗,有祭先人(俗称“做七月半”)、扫孤坟(没有子孙的坟)、寺院营斋供、民间作盂兰盆会等,皆与鬼事有关,为一年之中的祭祀盛典。此刻已是1920年间的北京,朱安却仍是满脑子“七月拜”“大少爷”,那口吻,那神态,不能不让鲁迅感到心寒。鲁迅没有说他是怎样答复朱安的,恐怕除了报以缄默沉静,也没什么可说的。
朱安对鲁迅在日子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能够说是体贴入微。鲁迅其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俞芳回想:
“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简略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物商铺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常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日的案头作业,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由于这儿光线好,安静,朱安白日常在厨房里安排饭菜等事,容易不去打扰他的作业。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喧嚷,朱安也提示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乃至是央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总算有了一点女主人的姿态。
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菜的手工适当不错。据许羡苏回想:“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当令的麻哈,但也有许多干菜。”不过,鲁迅在外日子多年,关于绍兴菜也有些不满的当地,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但或许也有某种爱情要素在内。据阮和孙的女儿回想说,在北京的时分,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下来判别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必定很喜欢,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每当家里有客人来访,朱安也是不遗余力地款待。初搬到砖塔胡一起,有一天鲁迅的学生常维钧来,那时天很热,扇着扇子还出汗,而朱安除泡了两杯热茶外,还送去两碗热火朝天的藕粉当点心。客人接了点心,很为难,热上加热,怎样吃呢?鲁迅对常维钧摇摇头,苦笑着说:已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罢了。
这件小事,给常维钧留下很深的形象,后来也常向他人说起。查鲁迅日记,1923年8月8日有“下午常维钧来并赠《歌谣》周刊一本”的记载,大约便是这一次。他们刚搬进来不到一星期,正是大热天。作为女主人,朱安端茶递水,非常卖力,可是干事不行得当,反而有时落得吃力不讨好。据俞芳说,这样的比如还有不少。
朱安总抱着一丝梦想,以为只需好好地伺候好老公,贡献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早年是错待了她。对朱安在日子上给予自己的照顾,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能够怜惜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发生那种“爱情”。
此刻的鲁迅,已然成为大众人物,他的居处不断有学生、朋友前来拜访,也就难免触及到他私日子的范畴。在八道湾时,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朱安的存在或许并不那么引人瞩目,可是,自从与周作人分裂,搬到砖塔胡同那个狭小的四合院,以及后来久居西三条后,他和老式太太之间的联系,就一会儿被凸显出来,引来了朋友们猎奇的窥视的目光。这一时期有不少人回想到鲁迅那冷冰冰的家庭日子。
俞芳是俞英崖的二女儿,其时年仅12岁,仍是个小学生,鲁迅配偶搬到砖塔胡同后,她看到大先生和大师母虽在同一屋檐下,却过着各归各的日子:
“白日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作业,大师母则在厨房照料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歇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我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此罢了。”
而在西三条,鲁迅就住在那间被称为“山君尾巴”的屋子里,既是书房,又是卧房。又据许羡苏回想,鲁迅在八道湾时也是茕居一室。总归,即便把朱安接到北京后,鲁迅仍独自一人寓居。
北京砖塔胡同新居。1923年8月2日至1924年5月24日鲁迅和朱安租住在此。
据俞芳回想,鲁迅很少自动跟朱安说话,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刻里,她乃至连他们之间当面怎么称号都不知道,大约是没有称号的,背面则跟着孩子们的称号,如朱安称鲁迅为大先生;鲁迅称她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
另据俞芳的调查,她发现为了省得开口,大先生乃至想出来这样一个方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的要洗刷的衣裤;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面,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他替换的洁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间的奥妙的。这样,互相间连说话也不用了。
荆有麟住的当地离西三条很近,自鲁迅搬到西三条后,他是这个家里的常客,鲁迅日记从1924年12月起一再说到他。其时他尽管只要20多岁,却对鲁迅的家庭调查得可谓细致入微,连家里用几个老妈子,老妈子的工钱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他这样描绘鲁迅家里的气氛:
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共用库八道湾的房子,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体现的,却完全是分家,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其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泼些。殆后,周建人赴沪,先生又与周作人分家。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
家庭是三个主人,一个老太太,鲁迅夫妻二人。两个女佣人,一个王妈,一个胡妈。除老太太年岁更大外,其他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曾记他家王妈年岁稍轻,但已在三十岁以外),由于没有青年同小孩,家庭便显出幽静来。老太太保守着老式家规,每天只看书,鲁迅太太依照着老式家规,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请安外,还得下厨房,由于两个女佣人,王妈是专门伺候老太太的。胡妈除买菜,烧饭,清扫之外,关于烧菜的事儿,总是鲁迅太太自己着手。……
鲁迅先生其时,除任教育部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讲师。假使上课钟点是在上午,那么,下午总要到教育部转一转。假如上课时刻是在下午,那么,上半天或许到教育部转一转,因此,他的家庭,愈加幽静。而鲁迅终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
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要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容许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略话:‘关’,或许‘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许再趁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简直全部去过砖塔胡同或西三条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家笼罩在一种异常的氛围下,压抑得令人窒息。荆有麟还举了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以阐明他们配偶联系欠安:
1925年夏天,朱安遽然患病了,住在日自己山本开的医院里。有一天上午,荆有麟配偶去山本医院看她,到了不一会,鲁迅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查验过了没有?”朱安说:“查验过了。”鲁迅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师去。”过一刻,鲁迅回来了。一进门就对荆有麟配偶说:“走罢,到我家里吃中饭去。”他们走出病房时听见朱安在问:“医师怎样说?”鲁迅只简略地答复:“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仓促走出了病房。
朱安患病的事,鲁迅1925年9月29日给许钦文的信里也曾提及:
“……内人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查看的,由于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缓慢的,真实无法(由于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抵挡罢了。”
看来,这次朱安的病不轻,乃至有胃癌的嫌疑,荆有麟去探望的时分,查看成果现已出来了,幸而没有大碍。但正如荆有麟的调查,鲁迅只是对朱安尽了责任,却不肯在病房多停留一刻陪同她,也不肯多说一句安慰温存的话。
在亲友们的回想中,都说到鲁迅简直不跟朱安说话,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限于日常的几句问答。这大约便是他们婚姻的常态。当他们两个独自共处的时分,整个屋子里既无言语的震动,也无情感的流动,空气是冰冻而凝结的,这个家好像一个冰窟,令身处其间的人毛骨悚然。
Wife——性
鲁迅生前很少向外人倾诉他的婚姻日子,明显,他并不期望自己不幸的婚姻成为他人的谈资,因此三缄其口。鲁迅对朱安为什么这么冷淡,乃至到了讨厌说话的境地?两人之间一新一旧,距离真实太大,这天然是首要原因,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他对太太冷淡到令外人难以了解的境地,婚后也一向过着苦行僧般不合情理的日子,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们配偶联系的猎奇。
朱安中年半身像
郁达夫是发明社的元老,以《沉沦》等自我露出式的小说蜚声文坛,由于鲁迅冬季不穿棉裤,他天然就联想到性心思的压抑: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季,也不穿棉裤,是按捺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老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拜访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娟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低矮,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鲁迅从日本回来后,一向保持着冬季穿单裤的习气。这终究是否为了禁欲,权且不管,他和朱安之间缺少正常的夫妻日子,这一点是必定的。这儿也涉及到一个较为灵敏的问题,那便是鲁迅与朱安日子了这么多年,他们之间终究有没有夫妻之实?有人决然否定,以为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而没有爱情的性是不道德的,不干净的,因此他们之间不行能有性日子,他们历来都只是形式上的配偶。
荆有麟在《鲁迅回想断片》中指出,“终鲁迅终身,他的太太没有出产过”,首要是由于他们配偶联系极点疏远和冷淡。但在这篇回想文字中,他又说到了鲁迅自己的自述:
由于鲁迅先生关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的成分,先生关于自己的太太,确定只是一种担负责任,毫无爱情成分在里面。不管是在先生说话里,文章里,都很难看到或听到:先生说到他太太的工作。我记住:在北平常代,先生说话而讲到:Wife,多年中,也只是一两次。而文章中,除了“拖累贱内都改了国籍”对旁人辩的话外,再没有关于他太太的工作。
鲁迅曾对荆有麟说:“Wife,多年中,也只是一两次。”这儿的wife,明显是有特定的意义,指的是性日子,而不只是是妻子的意思。不然,“多年中,也只是一两次”就很难说得通了。鲁迅与朱安的联系,历来被以为是徒具形式的,互相从无肉体的触摸。但假如荆有麟所言是现实,那也并不能改动他们婚姻不幸的现实。作为配偶,性是合理的,而作为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有着本质性联系的wife,多年来也只是一两回,这恰恰证明了一个万分可悲的现实——作为配偶他们从魂灵到身体都是隔膜的,无法交融,无法结为一体。
关于朱安为何婚后没有生育,张铁铮与晚年的周作人有过往来,他曾打听过这个问题:
我接着问“琴瑟不调”的原因。周先生说,能够说是新旧思想上的抵触,鲁迅那时(指婚期)正在日本留学。我又问,朱夫人何故多年不生育。周先生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侏儒”二字字音我听禁绝,周先生用我的钢笔,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
这是张铁铮转述周作人的话,其真实性怎么已无法考证。但《知堂回想录》中确实说过“新人极为低矮,颇有发育不全的姿态。”咱们知道,在20世纪初,许多人虽不满于爸爸妈妈包揽的婚姻,与德配妻子没有爱情,但也都生了孩子,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完好的家庭。鲁迅与朱安成婚多年而没有孩子,终究是由于道德上的极点的洁癖,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有着外人所无法参透的隐秘的苦痛?这就不得而知了。
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针对单身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写了一篇《寡妇主义》,其间有一段话:
至于由于不得已而过着单身日子者,则不管男女,精神上常难免发生变化,有着固执猜忌阴恶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漠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其他单身者也相同,日子既不合天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单纯欢喜的人,便生恨恶。特别是由于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他人的性底事情就灵敏,多疑;欣羡,因此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强逼,表面上固不能不假装纯真,但心里却总算逃不掉天性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鲁迅对单身者的变态心思看得这么透,人们不由联想到他本身,由于他的日子也等同于单身。他骂杨荫榆是“寡妇主义”,而他的敌手则骂他是“准鳏夫”。顾颉刚在1973年补写的日记里仍意犹未尽地指责鲁迅:“
彼与徐氏成婚,出于爸爸妈妈之命,远在清末,尚无抵挡之醒悟,仅为无爱情之同居罢了。然性欲者,人类与全部生物所同,爱情者,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既两不相协,名为同居而实无衾枕之好,其苦楚何如?闻孙伏园言,鲁迅晨起未理床,徐氏为之叠被,彼乃取而投诸地,其爱情恶化如此,故绝未生育。鲁迅作文诋杨荫榆,谓其单身日子使之陷于猜忌、浮躁之心思状况,故以严酷手法施诸学生,虽非寡妇而有寡妇之实,故名之曰“准寡妇”。以此语观鲁迅,则虽非鳏夫而有鳏夫之实,名之曰‘准鳏夫’可也。”
鲁迅的这种不天然的家庭日子,不只朋友们看不下去了,就连他的对手也不惮以歹意去推测他的私日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朱安不也可名之为“准寡妇”吗?